德国气候政策困局中的“牛油果政治” ②：政治道德主义隐忧

发布时间：2025-07-08 08:56:16 来源：交淡若水网 作者：综合

“绿色”的德国道德道德主义和“灰色”的政治后果

已故的德国哲学协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Philosophie）前主席吕博（Hermann Lübbe）教授在1984年出版了《政治道德主义：态度对判断力的胜利》。这本著作近年来在德语世界重新获得了广泛的气候关注。在书中吕博教授点出了当代政治的政策中的治②政治主义隐忧，即当代社会表现出了以“道德化的困局方式处理各种政治问题的趋势。”政治道德主义是牛油当下德国政治最重要的特点，它在难民问题、果政应对COVID-19的隐忧政策和气候问题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吕博将政治道德主义解释为“命令理性闭嘴”。德国道德通过使公共辩论变得情感化、气候道德化和“个人化”，政策中的治②政治主义合理和客观的困局讨论就变得不可能。在书中，牛油吕博通过三条论纲给道德主义下了一个定义。果政本文对政治道德主义如何影响气候和能源问题的隐忧讨论也将围绕着这三条论纲展开。

论纲一：“修辞的德国道德做法是，从反驳对方的观点和意图转换为质疑他的道德操守；并不反驳对方的观点，代之以对他允许自己拥有和表达这样的观点表示愤慨。”

在时下关于气候问题的辩论中，对对方道德操守的质疑，普遍出现在气候活动家和气候怀疑论者的论战中。气候活动家这一方的通常做法是压制和丑化气候政策的批评声音。怀疑论者被指控为“能源转型的掘墓人”，“气候变化否认者”，甚至是“气候罪犯”。所有这些“杀手锏”的共同点是，它们通过否认批评者的道德立场，从而根本上地否定他们。把怀疑论归类为否认主义，就是赋予任何怀疑行动恶毒的动机。因此，怀疑论者不是在质疑一个特定的科学立场；相反，他们是在否认“既定”的科学真理。将科学冲突道德化的好处是，它使我们不必处理这些冲突。因为，那些在道德上被判死刑的人，他们的观点也就没有任何可信之处了。由此，气候活动家顺理成章地回避了那些对自己不利的观点。被指为“气候否认者”的冰岛前总理贡劳格松（Sigmundur Gunnlaugsson）谈到了他去年在格拉斯哥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期间的尴尬经历，“我被告知，没有辩论的余地。因为我们已经过了这个历史阶段。科学是‘明确的’，没有什么可辩论的。长达一天的会议主要分为三个重复出现的模式：‘议程宣传’、‘激动人心的讨论’和‘专家意见’。”

美国的刑事司法和社会学教授克洛卡斯（Carl B． Klockars）提出过“崇高动机的腐败”（Noble cause corruption）理论，即为了说服人们相信那些被认为是重要的目标，隐瞒一些可能削弱自己论证的事情。气候活动家对怀疑论者道德上的污名化，也再次印证了克洛卡斯地理论。不仅仅是气候活动家和某些科学家，媒体也参与到了这场“腐败”的运动之中。无论是对于战争，还是对于气候变化，多数记者认为他们必须为了崇高的动机而“败坏”报道。

早在2014年，德国的一项媒体研究显示，大多数记者出于气候保护的动机，认为自己有义务主要报道气候变化的风险，倾向于对现有研究结果的不确定性保持沉默。几乎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希望他们的报道能突出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生态改革的必要性。因此，记者放弃了他们的调查职能和独立地位，将自己变成了致力于气候保护政策的喉舌，主要进行无批判性的政策描述和单方面危机言论的宣誓。长期研究气候辩论的人类学家（Werner Krauß）指出，记者被气候活动家视为“顺从的秘书，他们把必要的事情写下来，并印发给大众”。记者们倾向这种“危言耸听”不仅仅出于崇高的动机，另外，危言耸听的立场对他们来说是最安全的。因为，如果灾难如他们预计的那样如期而至，危言耸听者会为他们的预测邀功。如果，他们的预测失败了，灾难没有发生。他们照样可以说，正是因为他们的警告，人们改变了行为——他们的警告阻止了灾难的发生。所以，危言耸听者是“永远”可以逃避指责的。这种“预设立场的新闻”（Haltungsjournalismus）很明显在政治上有利于绿党，它强化了绿党自我赋予的道德上的合法性。

气候活动家们通过夸大气候变化的风险，掩盖气候研究的不确定性，成功地污名化了所有的怀疑论者。后者的反击正是紧紧抓住了科学的不确定性。比如，《经济学人》杂志曾经介绍了，现在科学家们需要使用超级计算机才能运行的高度精密复杂的气候模型，其实远远不够“精确”，它的预测会带来巨大的误差。无论是气候活动家，还是政策的制定者，他们对于未来的警告都是基于这些无法被验证的模拟。因此，怀疑论者有理由质疑，对于整个社会颠覆性的能源结构的改变，甚至对于社会的全面重新设计，仅仅根据这些充满模糊性的气候模型是否审慎？气候活动家口中的“跟随科学”（follow the science），并不是跟随“循证科学”（evidence-based science），而仅仅是跟随“科学预测”。科学被偷换成了“科学预测”，他们用“伪造”的科学的确定性（“单数”）代替了科学的不确定性。以此，推动一种由“单数”的科学推导出来的“单数”的政治行动，并为这种“单数”的科学和政治赋予了神圣的道德属性。任何人若敢于质疑这种“单数”的科学和政治，不仅会被视作是认知上的缺陷（反智），同时也会被视为道德上的大逆不道。

通过模型模拟的结果，为预防性措施提供参考当然是合理的，但是，怀疑论者对模型不确定性的质疑同样是合理的，这些质疑使更有效的气候政策成为可能。他们完全不应该受到道德上的污名化。

论纲二：“在生活的某些领域由现代文明所带来的负担已经超过了它带给我们的收益了。文明批判的做法，不会将此解释为这是受限的发展所带来的成本，而是把它解释为支持某种历史哲学论点的依据，即现代文明是整部道德（包括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堕落史的最后阶段。”

由于气候活动家和气候党们为全球变暖绘制了一幅世界末日的图景。在人类的道德堕落史中，最后的审判是不得不面对的结局。末日危机化的表述使气候问题在当今社会中的讨论不免披上了带有宗教色彩的外衣。气候活动家们也很乐于推动这一宗教化的叙事，从而自己偷偷地扮演起先知的角色。一旦气候问题成为这个时代人类的最高义务，并使一切都服从于这个目标的话，他们也就获得了隐形的最高权力。气候是授权给他们的主权者，只有气候活动家（绿党）有能力从政治上解释这种气候主权。

在这一套叙事中，（1）首先需要有一个先知的预言。正如，以赛亚呼喊的那样，“嗐，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赛1：4），美国前副总统戈尔（Al Gore）说道，“我们美国人犯了罪，必须通过牺牲我们的舒适度来忏悔。”（2）宗教需要一个末日论的场景。使徒约翰宣称，要“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启13：13）瑞典气候少女通贝里（Greta Thunberg）歇斯底里地呐喊道，“你们必须行动，我们的世界着火了，它着火了。”圣经记录了自大洪水以来，人类的灾难史。美国加州的森林大火，德国的大洪水还有北半球的异常高温都是气候活动家眼里的天启。（3）需要人们认识到自己的罪。以赛亚发怒道，“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赛3：14）今天，资本主义、消费主义文化和新自由主义等等都会作为“罪”被归结到气候危机账上。换言之，解决气候问题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棘手的社会问题。德国现在最家喻户晓的气候活动家诺伊鲍尔（Luisa Neubauer）前不久刚刚说过，“气候危机的根源在于权力结构上，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白人对有色人种的压迫，还有人对自然的压迫。”哈贝克认为，气候通过弃绝而得到拯救，所有的社会差异都会消弭。这就是绿党设想中世界理想的样子。（4）罪的救赎的问题。在气候活动家眼里，禁欲式的弃绝是唯一的救赎途径——不能吃肉，不能住独栋的房子，不能旅行等等。德国现任卫生部长劳特巴赫（Karl Lauterbach）教授2020年年底，曾在德国《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篇引起全社会哗然的观点文章。在文中，劳特巴赫提到了“气候封锁”（Klima-Lockdown）。他认为，我们最终可以靠疫苗摆脱COVID-19，面对气候危机，我们没有疫苗。所以，只能通过封锁禁足来完成“救赎”。最近，劳特巴赫教授根据自己对当今COVID-19和气候危机的评估，提出了“紧急状态常态化”（Normalisierung des Ausnahmezustands）的设想，“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紧急状态会成为常态。我们从现在起会一直处于紧急状态之中。”回想COVID-19疫情爆发之初，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对于“滥用”紧急状态的忧虑遭受到了猛烈的批评和嘲笑。

气候活动家们“看到”了“末日审判”，并把所有的罪责归咎于人类，尤其是西方人的自私。但是，这样的一套逻辑有个明显的缺陷，即气候变化虽然“人为”的产物（事实上，人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气候变化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这样的一种“人为”并不是一种道德缺陷或者蓄意过失的产物。通过这种方便的归因，气候活动家很容易制造一个假想敌，以此来获得一种情感上的满足。

化石燃料和化石燃料公司在这套叙事中是最“无辜”的道德替罪羊。化石燃料通过提供廉价、可靠和安全的能源，一直是人类进步的神奇引擎。它们将我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使我们的预期寿命延长了两倍，并使一个又一个国家摆脱了悲惨的贫困。化石燃料公司变得如此强大，正是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理想的产品（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自私和贪婪。化石燃料公司的老板们受到了道德的拷问，相反，可再生能源公司老板们的贪婪被气候活动家的滤镜自动过滤掉了），我们所有人都从中受益，无论是直接和可见的形式（汽油、柴油和天然气），还是无数间接的形式（水泥、塑料、钢铁和玻璃）。第三世界国家大规模建造燃煤电厂，不是为了对大气中排放更多温室气体，而是为了给它们的经济提供可靠和廉价的能源，从而使数以亿计的人摆脱贫困。此次俄乌冲突之后，没有国家在加紧囤积“道德光环附体”的电池板（在欧洲阳光吝啬的冬季，它们是不工作的），恰恰是“不道德”的化石燃料奇货可居，因为，它们才是我们社会能够维持运转的基本保障。

德国萨尔大学历史学教授贝林格（Wolfgang Behringer）在他的著作《气候的文化史：从冰河时期到全球暖化》中讲到了对历史上的小冰河时期（从14世纪开始持续到19世纪末）的有趣观察：长时间的降温导致了作物歉收、持续的营养不良和严重的饥荒。此后，通过农业革命，当然还有工业革命，在人类遭受气候带来的苦难时，为他们找到了一条持续的出路。在工业革命中，化石燃料是毫无疑问的灵魂，它让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体面地吃饱了饭，穿上了衣。讽刺的是，帮助我们度过小冰河时期的化石燃料，现在被气候活动家们控诉为导致人类毁灭的气候暖化的罪魁祸首。贡劳格松调侃道，“在COP26会议上，我们不仅要谴责工业革命，难道还要谴责农业革命？”

当然，这并不意味社会和文明进步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是可以忽略的现象。但是，用道德指责来应对这些“副作用”是徒劳的。相反，有必要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它建立在劳动分工和差异化的基础上，它与自然环境之间也有多样的相互依赖关系。这可能比把世界简单地分为“好”和“坏”更费劲，也更没有情感上的满足感，但这是合理解决气候这一复杂问题的基本前提。

论纲三：“期望通过改善内心的道德状况，而不是通过优化司法和政治经济制度，来改变社会现状。目的是促使我们去做那些既符合自我利益，又满足社会共同利益的事情。”

由于将行为的道德作为最高的标准，所以政治道德主义不考虑这种行为是否实际产生了预期的后果。在气候变化的语境下，使用电动车、素食和在屋顶上铺设太阳能电池板被看作是道德的行为。践行这些行为的人被看作是好人。为了这些“善举”同样能在“坏人”中实现，政府推出了大量的措施，比如大规模的对电动车的补贴，淘汰传统能源车；提议对肉类征收特别税；大量补贴光伏系统，甚至在所有建筑上安装太阳能电池板，这很快会成为对建筑商的强制要求。

政客们通过强加这些良好的“道德行为”固然可以唤起人们良好的态度，但这种以道德为中心的观点忽视了这些政策的高社会成本和低效率（正如前文提到的减排成本和二氧化碳市场价格的比较）。同时，也掩盖了更为有效的经济激励措施。比如，很多气候经济学家支持的二氧化碳税。主要有两个原因使政治道德家们认为，只能通过禁令和戒律进行直接的行为控制，相反，经济激励措施是无效的。首先，激励政策与他们的善恶二元论世界观相矛盾。比如二氧化碳税基本上会影响到所有人，因此不会产生“好人”与“坏人”的区别。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气候活动家还是绿党都是进步的多元文化的拥抱者，但是，又是他们为我们的政治讨论设定了一套绝对的二进制编码：真理与谎言，道德与不道德。多元的观点恰恰成为了必须通过抗争争取的奢侈品。其次，“不道德”的行为原则上将继续被允许。人们可以继续驾驶大排量的汽车，可以继续用天然气或燃煤电厂发电，可以继续用石油为自己家供暖。这些“罪恶”的活动不会被禁止，“只是”变得更加昂贵了。气候活动家诺伊鲍尔惊恐地质疑支持二氧化碳税的人：“汽油和柴油的税率已经很高了，可以说，对汽油征收二氧化碳税几乎不会阻止人们开车，但会带来不成比例的潜在犯罪。”更有甚者，会出现这样的危险，即道德上良好的技术，如电动车或光伏和风力发电技术会在竞争中落于下风。进而它们会被证明是：经济、能源和气候政策的失误。

当然，这对政治道德家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此，许多政治家和活动家继续以道德上的自我肯定，成功地转移了面向理性气候政策的必要性，并且这一趋势可能会因为主流媒体主导的肯定态度而得到加强。绿党作为“德国所有政党中最道德的政党”尤其如此。气候经济学家索尔纳（Fritz Söllner）教授和普利茨（Rupert Pritzl）博士认为，“由于正是他们（绿党）将政治自我形象与当前道德化的气候和能源政策联系起来，他们最不愿意对气候政策的工具和目标进行批判性的讨论。”

所以，这里没有为其他行动方案留下审慎考虑的空间。煤炭和核能不是优劣并存，需要权衡的。相反，它们是魔鬼的杰作，必须尽快废除。电动车也不能与传统能源汽车在成本和效益方面进行比较，因为它是代表了能源和气候政策的唯一救赎之路，对此不允许有任何怀疑。马格德堡大学的气候经济学教授魏尔曼（Joachim Weimann）在他的论文《电动汽车和气候变化：一个巨大的混乱》中，分析了若干教授对于传统能源汽车和电动汽车的碳排放比较。然后，他得出了如下结论：“推广电动汽车可能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最低效率的气候政策形式。”长期从事能源研究的斯图加特大学物理学教授（André Thess）在去年出版的著作《七个能源转型的童话？》中，也将电动车视为了实现能源转型道路上的一个“童话”。笔者举这两个例子并不是想说明，现在对这两种不同类型能源汽车的碳排放比较已经有了一个确证的结论了。但是，在政策制定时，绿党必须将这些经济和科学研究的成果纳入到公开的辩论中。然而，许多绿党的能源和气候政策在面对经济和科学新证据时，变成了纯粹的一厢情愿。这些新的证据会被当作“不舒服的知识”（Uncomfortable Knowledge），假装不被看见。

“不舒服的知识”理论是前不久去世的牛津大学科学史教授雷纳（Steve Rayner）提出的。他认为，忽视“不舒服的知识”是政治辩论的核心问题，因为，政策的确定性是虚假的。在某种程度上，将“不舒服的知识”从我们的认知图景中驱逐出去是不可避免的。面对一个复杂世界，人们必须简化现实，以便采取行动。但是，当政府机构无法将“不舒服的知识”纳入政策制定时，其后果可能是严重的。这不仅关系到短期的政策后果，也关系到政府机构的长期可信度。

德国当代最重要的政治学家默克尔（Wolfgang Merkel）教授在他去年的退休演讲《21世纪的新危机，科学，道德化和民主》中，列举了造成当今民主社会巨大撕裂的主要由三个因素：科学化、道德化和极化。他认为，无论是气候问题，还是COVID-19危机，都导致了现在的政策制定越来越依赖科学。政治的科学化就会导致科学的政治化，政治家们会去找寻“舒服的知识”，“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就有可能变成基于政策去寻找科学证据。”也就是说政治家们在有了一个特定的政治议程之后，引用能够支持这个议程的科学证据。议程政治同时导致了“议程科学”（Agendawissenschaft）的出现。历史学者科斯特纳（Sandra Kostner）解释了充斥德语学术界的“议程科学”：“这类科学家的指导原则可以归纳为：以规训代替论证。它通过三种手段实施：道德诋毁、社会排斥和制度惩罚。这些手段显然与科学辩论无关，因为那些以议程代替论证的人刻意回避了科学的构成要素：为一个现象提供最有效和最符合经验的解释。因此，这些手段表明了它们的作用：确保自己的议程。”正如博扬诺夫斯基在他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绿党在德国是最标榜学术和科学的政党，但他们恰恰又是最反科学的。因为，他们遵循的正是“议程科学”。任何科学研究结论一旦偏离了绿党设定的道德框架，必定会被视为“不舒服的知识”而剔除。然而，这些“不舒服的知识”恰恰可能为更高效合理的气候政策提供了科学上的参考。所以，事实上一直指责别人缺乏行动的绿党，可能才是阻止气候变化的最大障碍。比利时根特大学哲学系讲师鲍德里（Maarten Boudry）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这才是气候运动真正的‘不舒服的知识’：在过去二十年里，有效气候行动的主要障碍，不是拒绝面对问题的‘气候否认者’，而是气候活动家们。他们不断妖魔化我们最重要的高能效的、不受天气影响的、易调度的零碳能源（这也恰好是最安全和污染最少的能源）。”

虽然，道德主义在气候等政治议题上扮演了负面角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道德不应该在当今政治中起作用。在1919年发表的著名演讲《政治作为志业》中，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曾经提到了“信念伦理学”（Gesinnungsethik）和“责任伦理学”（Verantwortungsehtik）之间的区分。在他的区分中，信念伦理和宗教有关，上帝掌管着所有的结果，而责任伦理则意味着人自己要为行为的后果负责，“这两者之间却有着极其深刻的对立。”在现代政治的语境中，绿党所秉持的道德主义也是一种信念伦理，他们陶醉在自己编织的气候道德的浪漫情怀中，从这一情怀中孕育了他们的气候政策，但是，他们似乎并不在意它的真正后果。回到韦伯或许能带领绿党走出道德主义的困境，重新拾起“责任伦理”，对气候政策的后果负责。正如韦伯所言，“这并不是说，信念伦理就等于不负责任，或责任伦理就等于毫无信念的机会主义。”

尾声

曾经最为激进的气候活动家谢伦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发表过一封很有意思的道歉信，“我谨代表全世界各地的环保人士，为我们在过去30年中所制造的气候恐慌正式道歉。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它只是不是世界末日。它甚至不是我们最严重的环境问题。说这些话，可能让我看起来是一个奇怪的人。我已经做了20年的气候活动家，30年的环保主义者。”虽然，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没有气候对人的末日审判（apocalypse never）。

另外，贝林格教授也提到过，人类文明在“暖和”的时代发展速度总是快于“寒冷”的时代，“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无情，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不得不说，如果气候变得更温暖，那么它也许比整个气候变得更冷更有利。”气候变暖可能非但不是末日，它恰恰是文明的助推剂。

当然，气侯变化确实给我们未来的世界带来的更多的风险，然而，请不要忘记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应对风险的工具和能力，是生活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伊甸园”（这是气候活动家和绿党最喜欢向人们描述的，他们希望把世界带回到那个状态）年代里的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气候活动家们夸大了自然对人类的威胁，又轻视了人类应对危机的能力。近200年来，人类因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呈现了指数级的下降。

在面对“通贝里们”和“劳特巴赫们”开出的“禁欲性弃绝”和“气候禁足封锁”的药方时，我们必须权衡这些“治疗手段”是否比“疾病”本身更为糟糕——应对气候问题的手段一定不能比气候问题本身造成更大的伤害。瑞士洛桑大学的科学哲学教授埃斯菲尔德（Michael Esfeld）在总结全球长期COVID-19封锁的教训时写道，“一个被削弱和分裂的社会是没有力量应对危机的。在个人层面也是如此：恐惧，惊慌，限制社会交往，还有不再能做快乐的事情，极大地削弱了免疫系统对抗病毒的能力。”“禁欲性弃绝”，“气候禁足封锁”还有绿党描绘的乌托邦式的“能源转型”，无异于削弱人类社会的“免疫系统”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它们会把一个原本中性的“气候变化”变成一个真正的人类社会难以应对的危机。电子网刊Spiked的政治评论部主笔奥尼尔（Brendan O’Neill）把西方痴迷于通过各种自我削弱的手段来解决社会危机的做法归结为，“中产阶级的自我厌恶（self-loathing）。”

最后，我们是否要重新去反思一个问题，到底是要适应气候变化，还是不惜一切代价与之抗争（Kampf gegen oder Anpassung an den Klimawandel）？也就说，到底是要“归零”（碳中和）还是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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